作者 | 刘星志        编辑 | 王靖        来源公众号 | 盒饭财经（ID：daxiongfan）

今年3月底，苹果CEO库克现身北京三里屯，立即被手持安卓机的粉丝包围，并微笑与之合影。

库克此行是来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，除库克外，还有数十家外企高管参会，包括宝马董事长齐普策（oliverzipse）、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（jayy.lee）等。

会议虽早已落下帷幕，但外企高管来华潮仍在持续。

据界面新闻援引路透社报道，消息人士称，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.戴蒙(Jamie Dimon)将在5月底访问中国，参加在上海举办的活动。

而在4月中旬，美国半导体巨头（Pat Gelsinger）低调来华，期间与有关部门高层官员会面。

当下正值中美科技战如火如荼，政界关系降至冰点的敏感时刻，基辛格此行颇有“破冰”的意味。52年前，正是另一位基辛格（Henry Alfred Kissinger）秘密访华，开启了中美关系的破冰之路。

中国“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，也是英特尔最重要的市场之一，”4月12日，基辛格在北京一场活动演讲中表示。

与其他同行相比，基辛格已经算姗姗来迟，在他来华前，高通、荷兰阿斯麦半导体大厂CEO已相继前往中国拜访。

从贸易战到今年初的芯片法案，美国政府不遗余力希望在科技等领域与中国“脱钩”，然而，美企高管来华却在今年成为潮流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市场这一变量对中美角力的影响正逐步显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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杰米.戴蒙，即将成为外企高管“访华团”的新成员。

大多数人对杰米.戴蒙这个名字并不熟悉，但他背后的公司——摩根大通则无人不知。这家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金融巨头，总资产3.7万亿美元。

对比中国同行，摩根大通资产总额绝对值与中国银行相差无几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
摩根大通最近一次大动作，是收购了千亿美元级别的第一共和银行，后者是美国银行业危机中最新的牺牲者。

作为万亿美元金融机构CEO，且在银行业危机中有所作为，杰米.戴蒙的一言一行，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美国金融业的意志，也因此，他的行程颇为外界瞩目。

杰米.戴蒙并不是美国国内唯一对中国“示好”的金融界精英。当地时间5月6日，美国知名投资人查理·芒格在伯克希尔·哈撒韦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，美国和中国彼此需要，中美合作符合共同利益。

“我们应该与中国友好相处，并与中国进行大量自由贸易，这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。”芒格表示，而对于美国不断升级紧张关系的行为，芒格连用“愚蠢，愚蠢，愚蠢！”（stupid）进行抨击。现年99岁的芒格是“股神”巴菲特的搭档，正是在他的“安利”下，巴菲特决定投资比亚迪。

伴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开放，外资在中国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。这些金融精英的言论表明，在危机面前，部分群体希望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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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界以外，美国科技公司与中国的联系也颇为紧密。

比如过去十几年里，中国的代工产业不断成长，目前，苹果九成以上硬件产品在中国生产和组装。

而由于配套产业链和招工等问题存在，供应链迁移非朝夕之功，这也是库克一方面想要把供应链向印度等国迁移，一方面还要积极访华的原因之一。

此外，荷兰阿斯麦公司全球总裁温宁克、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、高通CEO安蒙等半导体巨头高管，与库克几乎同时落地中国。

奇怪的场景由此上演：一方面，中美科技战愈演愈烈，美国希望在芯片等领域保持对中国优势，同时促进制造业回流；但另一方面，相关公司高管纷纷对中国示好，希望维护在中国的市场份额。

来华期间，库克表示：“我们和中国一同成长，这是一种共生(symbiotic)关系。”英特尔CEO基辛格称：“英特尔中国是英特尔的战略之重。英特尔对中国、中国市场、中国的客户和合作伙伴有着长期的承诺。”

实际上，类似的声音一直存在。贸易战初期，华为受到制裁之际，高通、台积电都申请将供货禁令推迟120天。

当然，这些举动背后，主要动因还是商业利益。今年一季度，苹果大中华区营收178.12亿美元，占总营收比重接近20%；2022年，英特尔中国区营收171.25亿美元，占全球总收入的27%。对于许多跨国企业来说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是无法放弃的市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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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市场在报表上存在感之高，让跨国企业高管无法无视，只能务实。

过去几十年，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，苹果在内的不少公司在中国的发展中分到了不小的蛋糕。

对于很多跨国企业来说，中国不仅仅是一块市场那么简单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由1983年的9.2亿美元增长至2021年的1734.8亿美元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逐步成长为“世界工厂”，为全球制造业企业提供了完备、高效、高性价比的供应链，外企在中国发展过程中，实际上享受着生产端和消费端的双重红利。

近些年，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撤出中国，向东南亚转移，这符合资本向低成本地区流动的规律，但即便如此，这些投资大多也没有离开中国供应链的辐射范围。

此外，正如库克提到的“共生”关系，没有先前对外企的让利，吸引外企投资，中国也很难有如今的产业链地位。因此，一方面，外企高管频频访华；另一方面，国内政商界也在积极为这样的交流合作创造条件。

在这一点上，中国的政商学界和美国商界态度一致——合作符合共同利益。

特斯拉重仓中国便是例证。上海工厂让特斯拉脱离“产能地狱”，特斯拉则成为国内车企发展的催化剂。今年初，特斯拉又宣布在上海建设一座储能超级工厂，用实际行动投了中国一票。

但值得注意的是，特斯拉中国建新工厂的消息在美国社交媒体上引起争议，而传闻中的“马斯克中国行”至今没有下文；4月中旬英特尔CEO基辛格来华的消息，外媒也鲜有报道。美企高管都在主动或被动地压低对中国示好的调门。

在双方政府关系跌至冰点之际，商界精英只能用“走钢丝”的方式，尝试在两者间取得平衡，以维护资本在两个市场的利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