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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时代的潮涌之下，是无数个体命运的跌宕浮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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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婧说她依然喜欢北京，也感恩于这座城市赋予她的一切，她和老公都没有京户，选择离开，最初是因为孩子的上学问题，“但其实那不过是一剂催化剂，内心里，早就渴望换一种生活方式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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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海亮和古承泽，就在这1000个人之中。自2019年开始，江小白已经连续3年开放大规模招聘，助力更多在外漂泊的年轻人回乡工作。

2021年春节，又有很多人在回家的飞机上、高铁上，看到了“江小白邀你回重庆上班”的邀请，经历一年多的疫情阻隔和特殊考验后，越来越多的人渴望能够离亲人和家乡更近一点，不必再忍受漂泊之苦。

在江记酒庄的员工中，江津当地人占比高达八成，其实80后和90后员工占一半以上。

江记酒庄只是小镇青年“返乡潮”的一个小小侧面。

受益于时代发展，如今的三四线城市，早已今非昔比，小镇生活，早已不似一线中产们心中狭隘的刻板印象，早已不再等同于封闭、单一、刻板、无趣和虚度时光。这在一定程度上，也推动了小镇青年返乡意愿的高涨。

他们开始意识到，同样一份再普通不过的“凡人梦”，在北上广深做起来，要远远疲惫于那个自己曾逃离的家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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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不止有一种范式。

就我个人而言，我十分欣赏那些挣扎于北上广的奋斗精神和闪亮理想。

但人生的确是一根吝啬的平衡木，它极窄极陡，我们一只脚绑着功名利禄，一只脚绑着欢喜自在，一只手攥着升职加薪阶层跃升，另一只手托着家庭和睦身心安康……

一介俗人，肉体凡胎，迈起步来，往往失衡。

有时候人们忙着赶路，在疲惫之余，却忘了为何出发。

近几年，小镇青年这个标签，愈发频繁地出现在财经媒体上，他们被视为未来消费的增长动力与无限商机，越来越多的商业巨头加入到下沉市场的鏖战中。

苏宁金融研究院的分析报告指出，返乡的小镇青年挣得虽然没有北上深的同龄人多，但往往比北上深的同龄人，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和更强的消费欲望，也更敢花钱。

这背后，其核心是相对北上广的中产阶层，小镇青年所面临生存压力和心理焦虑指数都相对较低。

就我个人感受而言，一个在北京月薪2万的CBD白领，生活幸福指数很可能低于在承德月薪7000的高中同学。

有研究报告这样勾勒一个典型“小镇青年”的画像：